已经辞世84年之久的法国博物学家法布尔（JeanHenriFabre）最近一年突然成了国内出版界的新宠，不仅有多种法布尔所著《昆虫记》（SouvenirsEntomologiques）的中文节译本出现在市面上，而且至少也有三家国内的出版社准备或已经开始着手进行这部巨著全译本的出版工作。
法文原版《昆虫记》洋洋十大卷，计400余万字。计划插手这项大工程的三家出版社分别是作家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而在此前，上述三家单位均已推出过此书的中文节译本，即作家版的《昆虫记》和“观照生命书系”中译自《昆虫记》的3本书、花城版的《昆虫的故事》和河北教育版的《昆虫物语》，这些书上市后都取得了相当不错的销售成绩。所以三家单位也都萌生了再接再励，一鼓作气，出版《昆虫记》全译本的想法。
作家出版社1992年推出的《昆虫记》是文革后最早的一个节译本，上市后市场反响很好，销售也相当稳定，出版社开始想把这块“蛋糕”继续做大。一年前调到作家出版社的诗人兼评论家唐晓渡，并出任了“观照生命书系”的责任编辑。
唐晓渡告诉记者，作家确有出版《昆虫记》全译本的计划，社领导也支持尽早实施，但现在社里就此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主要顾虑是翻译问题，已经出版的“观照生命书系”就多少存在着这方面的不足。唐晓渡说，《昆虫记》无论在知识广度上还是在行文走笔上，都有相当的造诣。时间已经证明这只结在人类精神之树上的智慧之果，是历史积淀给我们的不多的经典之一。对待这样的经典作品，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将其翻译出版工作当成一项“精品工程”来做，决不能太过匆促。
但与此同时，花城出版社的这项“工程”已基本“封顶”，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最后的“装修”工作。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邹靖华女士向本报记者透露，花城版《昆虫记》全书的翻译工作已基本结束，有望在今年年底开始上市。据她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花城一定能赶在其它出版社之前”，而对于读者更关心的译稿质量问题，邹女士说她同样很有信心。
河北教育版《昆虫物语》的责任编辑张永生也称该社有出版《昆虫记》全译本的计划，但目前尚未开始具体运作。当他听记者说花城出版社有可能在年底推出同一种书后说：“如果这样，那我们可能就不会再做下去了。”
无论是作家出版社因为翻译问题而谨慎从事，还是花城出版社为了抢占市场而突击推出，其实都说明了出版者对这类经典图书出版的敏感。当然这种敏感首先来自《昆虫记》节译本在图书市场的良好的行销业绩，因为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出版人对经济效益的关心越来越强烈，这种经济效益的的关心至少说明了图书市场意识的真正觉醒。其次，这种敏感来自于出版者对于经典作品作为出版物在现代图书市场上的真正的悠长的生命力的认识，因为当前的中国出版人在很强的意义上开始追求出版社再生图书版本的有效积累，从长远来看，这种积累无论在社会声誉上还是在经济收益上，都将为出版社增强实力。有识见的出版社和出版人开始在追求良好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追求优秀出版物的版本积累，这在当前激烈震荡的社会背景下，处于激烈变革中的出版界，应算得上一种聪明之举。
《昆虫记》的出版，也许还会促动中国的博物学这门重要学科的建设以及博物学在大众中的普及。尽管建国以来的生物研究工作不断得到有力的提升，中国科学院也成立了动物研究所和植物研究所，学术的研究工作在浙江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生物多样性丛书》等出版物中得到体现，但向大众介绍自然世界的、向公众介绍生物多样性的工作却一直乏善可陈。
电视台播出的诸如“东芝动物乐园”一类的节目和出版界出版的诸如“动物全集”一类图书显然已经不少，但达到《昆虫记》那样深度的对自然、对生命的关爱，以及那种把人性投注于动物身上的深刻的人文性是我们在目力所及其它的出版物中难以寻觅的。如果《昆虫记》的出版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促进中国的法布尔和中国本土版本的《昆虫记》的出现，则当前出版界的这种“昆虫总动员”善莫大焉！
尽管出版全译本的《昆虫记》这类出版行动具有无比重要的学术价值，但在出版上应力避选题重复这种困扰中国出版界和读书界多年的严重问题，否则谁也无法逃脱库存积压的命运，并难以避免来自读者的严厉指责。这已经是无数个重复出版的大型项目遭遇到的冷酷事实。
关于“全译本”另一个不得不说的问题是翻译问题。法布尔《昆虫记》法文原版极其优美，堪称法语世界的典型美文。如果因为中文的翻译伤害这种美，不仅无法传达法布尔对自然、对生命的那种敬畏之情，《昆虫记》在出版上和学术上的所有意义也会被削弱。中国学者几近一个世纪没有翻译这部伟大的作品，不是没有原因的，最主要的障碍是中文翻译无法达到法布尔原作的境界。今人争先恐后翻译出版《昆虫记》（全译本）能否消除中国翻译人存有一个世纪的忧虑，让我们年底在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昆虫记》（全译本）上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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